论文《大都市多孩生育意愿分析》-仁创编译转载

　　本文为论文分享，仁创编译致力为大家分享更多更好的高质量论文资讯，方便大家学些参考。同时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转载的方式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观看学习，从中获得经验和灵感，小编将为大家提供最新论文资讯。

　　摘要: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大都市地区，探讨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发现:上海市居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居民具有明确的多孩生育意愿;多孩生育意愿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综合而言，男性、年龄小、大专以上教育水平、高收入、非上海户籍、体制外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

　　关键词:大都市;生育意愿;多孩生育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生育率也在急速下降。在经济快速腾飞的同时，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日益严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计，2050年中国人口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跌至13.6亿[1]，人口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2016年1月1日，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意味着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但是新政策实施之后，我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快速增长。[2]同期的多项调查显示:现阶段我国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如预期中的那么高，有超过40%的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再生育二孩[3]，仅仅30%～40%的育龄妇女表示会生育二胎[4]。在新的历史时期，鼓励提高人口生育率，尤其是多孩生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议题。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生活于其中的人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之一，生活着大量白领阶层、新中产阶层和创新阶层，但同时，竞争激烈、节奏快、压力大和生活成本高昂是上海的生活特点。激烈的工作竞争、高昂的房价、高额的养育成本、日益逼近的养老问题等，都使得生活在上海的人群在面对生育选择时，显得更加慎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随着上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地区整体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下降，意愿子女数不断降低。[5]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大都市地区，育龄群体的二孩或者多孩的生育意愿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多孩生育意愿?本文希望通过对上海市多孩生育意愿研究，呈现出当前大都市生育意愿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并以此来探寻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微观机制，以期能够清晰、全面地看出生活在中国都市群体中的多孩生育意愿现状，并分析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帮助及时掌握都市地区的生育变化动态，为我国新时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一、文献综述: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影响我国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是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核心的国家生育政策。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效果日益降低，其他因素包括个体理性选择、社会生活压力等对人们生育意愿影响越来越明显。综合来看，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既有微观个体因素，也有宏观社会因素。从微观层面看，生育意愿虽然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意愿，但也会受到个体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同时，个体的经济特征，如收入、住房等，在当代中国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也日益重要。从宏观层面看，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生活中的一些制度特征，如户口性质、单位性质等，也日益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育龄群体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其生育意愿。由于女性是生育行为的真正执行者，性别因素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极其明显。生育必须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生理时段，因此，女性的年龄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6]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她们的性别观念和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教育水平日益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成本大多由家庭承担，而家庭又将较多的生育成本转嫁给女性。在实际生活中，女性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子女，而当前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利于缓解城市女性所承担的经济压力，导致其生育意愿偏低。[7]同时，女性生育之后需要付出明显的就业机会成本，女性因照料子女而无法兼顾工作的工作—家庭冲突，都影响了其生育意愿。[8]在当今中国，生育行为，尤其二孩或者多孩的生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基于自身经济能力的理性行为。[9]个人的经济情况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也越高。[10]有研究发现，在二孩政策大力推行背景下，不同阶层之间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明显:上层“直截了当”、中层“犹豫不决”、下层“放弃为主”。[11]在上海，较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偏高，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广泛的社会网络。[12]通过分析发现，在一线的“北上广”，由于过高的生育成本，导致中产阶层的生育意愿不高。[13]在城市中，房价上涨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也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14]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过程与低生育率有极强的相关性，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低生育率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15]先期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欧美国家，同时也步入了低生育率社会。在亚太地区，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香港地区，现在也面临低生育率的难题。[16]近年来引起学者日益关注的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其中城市化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17]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化不仅是简单的经济增长，与之相伴而来的包括婚姻、就业、移民、教育等生活方式都会出现转变。已有研究指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是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而伴随着近年来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预计在未来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中，城市化效应会逐渐变强。[18]在城市中，户籍、就业状态和流动状况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9]通过对北京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过程之中，那些弱势群体在生育行为上越来越趋于保守。[20]对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明显偏低。[21]同时，育龄人群在城市中的就业状态对于生育意愿也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工作单位性质上，如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比企业职工的二孩生育意愿明显要高。[22]综上所述，学界对于生育意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同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针对不同时期的数据，深入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归纳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同因素。但是，现有研究的数据多数是在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前采集的，对于政策放开之后当前社会二孩或者多孩生育意愿情况，尤其是上海这类特大城市中的生育意愿，其代表性尚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国家放松计划生育限制之后在上海进行的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上海市育龄群体多孩生育意愿现状的探析，更加全面了解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大都市的生育意愿，并期望这一研究对上海市有关二孩政策的调整提供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UrbanNeighborhoodSurvey，简称SUNS)。该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III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forDataandUrbanSciences，简称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项目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000多个村委会中10%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2017年7月最终完成，最终获得5100份家庭问卷、8560份成人问卷、1840份儿童问卷。SUNS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23]SUNS的入户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人和少儿问卷三大模块，特别是在成人问卷中，仔细设计了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指标，比如家庭理想子女数、(现在没有孩子的话)是否想要孩子、(如果想要孩子的话)是否想要两个或以上孩子、(如果现在有孩子)是否想再要一个或者以上的孩子等内容，这些变量都能够很好地支持本文的分析框架。本文把同时具有以下人口特征的群体作为分析对象:(1)年龄介于19—45岁，该年龄段的女性位于育龄期，为了方便比较，男性也选择相同的年龄段;(2)已婚或同居，仅是已婚或同居群体回答了是否想再生和家庭理想子女数等生育意愿的问题。在以上条件限制下，通过对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进行匹配之后，删除缺失值和奇异值，总共有2710个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占全部成人问卷的31.66%。

　　(一)因变量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通常包括生育子女数、意愿生育性别、生育间隔和生育目的这四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生育意愿的孩子数目小于实际生育行为。[24]本文考察的核心因变量是上海已婚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对于现在已经有孩子的人，询问“您是否想再要一个或者以上的孩子”;对于现在没有孩子的人，首先询问“您将来想要孩子吗”，如果回答为“是”，则继续询问“您是否想要两个以上的孩子”。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上海所有育龄群体中，89.1%的人现在有孩子，10.9%的人没有孩子。在有孩子的人群中，只有五分之一(20.7%)的人想再要一个或者以上的孩子。在没有孩子的人群中，绝大多数的人(88.2%)回答想要孩子，其中有接近一半的人(49.4%)想要两个或者以上的孩子。在分析过程中，将多孩生育意愿定义为一个二分变量:对于那些有孩子的人，如果回答“想再要一个或者以上的孩子”，则定义为1;对于没有孩子的人，如果回答“想要两个或者以上的孩子”，则定义为1。第一种情况人数为492，第二种情况人数为123，加总之后，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人数为615，占全部育龄人口的22.7%。也就是说，在上海市的育龄人口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具有多孩生育意愿。

　　(二)自变量

　　1.性别。从调查样本来看，女性与男性比例基本持平，女性占51.9%，男性占48.1%。2.出生年代。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及以后的比例分别为38.1%、50.5%、11.4%。3.教育水平。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在沪居住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并且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也在日益加剧，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划分为4类:初中(包括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占36.9%;高中(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校)，占20.5%;大专，占15.2%;本科及以上，占27.4%。4.个人月收入。在问卷中个人月收入有绝对数值和区间选项两种回答方式，由于收入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不少回答者仅仅回答区间选项。对于回答区间选项的，我们取其中间数进行重新赋值后，合并到原始的绝对数值回答格式中，所以收入是一个连续变量。5.住房产权。本文依据问卷题目将被访者回答的现在住房产权性质进行分类，租房、单位或他人免费提供的住房以及其他重新定义为“租房”群体，将购买商品房、售后公房、经济适用房、小产权房、自建私房、拆迁安置房等归为“自有产权”。调查显示，租房与自有产权的比重大约各占一半。6.户籍性质。上海市人口基数大，外来人口比重高，已经成为上海市最为重要的人口和社会特点。在当代中国的大都市中，户籍制度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中，我们将户籍区分为三个类别:将那些具有上海户籍并且出生在上海的居民定义为“老上海人”，占29.3%;将那些具有上海户籍但不是出生在上海的居民定义为“新上海人”，占10.4%;将那些没有上海户籍的居民定义为“非上海户籍人口”，占60.3%。从这个户籍结构可见，现在上海居住的45岁以下育龄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外来人口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对于上海未来的人口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单位性质。本文选取工作单位的性质，将单位性质分为下面5个类别:无工作(9.8%)、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19.5%)、民营企事业单位(28.1%)、外企(16.4%)、个体(26.2%)。8.有无孩子。考虑到现在是否有孩子对于未来多孩生育意愿的回答具有巨大差异，模型中也控制了这一变量。自变量的详细描述见表2。

　　三、模型结果

　　本文的因变量生育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t模型对多孩生育意愿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男性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近年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就业的提高，女性在生育决策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同时，在当前中国的家庭分工和职场生态下，生育子女使得职业女性面临更多的困境。目前，由于基础公共服务保障有限，家庭需要承担子女生育所产生的高额成本，包括教育、医疗等经济成本加大，家务劳动增加，生活质量下降，而这些成本又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女性身上。由此可以看到，女性的生育意愿相比于男性较低。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出生年份越晚，年龄越小，生育多孩的意愿越高。生育子女需要女性拥有较好的身体健康情况。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育龄女性，在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方面有显著差异。一般而言，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尤其是过了最佳生育期之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就会不断降低，尤其是多孩生育意愿。教育程度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高教育水平群体生育多孩的意愿比较高。虽然很多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其生育意愿会降低[25]，但上海的数据结果却发现，相比较于低教育水平的人群，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上海居民表现出来明显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这可能与该群体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尤其是在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地区，一般说来，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个人收入与多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有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经济收入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非常显著，即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也越高。[26]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在当代中国大都市地区，生育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理性特征。住房的不同产权性质，对于多孩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影响。近年来，房价飞速上涨，尤其是在上海这类一线城市，住房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住房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拥有住房产权能够明显提升居民幸福感。但住房产权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多孩生育意愿?数据结果没有发现这一相关关系，租房或者自有产权住房，并不会对多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此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在房价飞快上涨的背景下，在上海拥有住房产权的群体，可能正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这种压力压抑了其多孩生育的意愿。户籍成为影响多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相对于老上海人，新上海人和非上海户籍人口都表现出了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不同户籍人群的年龄结构相关。不同单位性质，具有不同的多孩生育意愿。在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不同性质的单位在薪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客观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主观生育意愿。从模型结果来看，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外企、个体从业者，都表现出明显更低的多孩生育意愿。单位性质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学界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体制内群体受到生育政策限制更为严苛，其二孩生育意愿低于体制外的群体;也有学者认为，体制内更全面的福利体系、更稳定的收入水平、更为固定的劳动时间以及产假保障等构成了一种体制优势，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提升作用。[27]我们的数据结果支持了第一种假设，在上海，体制内单位带来的庇护并不明显。还没有生育孩子的人，表现出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已经生育过孩子的人群，经历了生育所带来的巨大养育成本和各方面压力，在选择再生一个的时候更加谨慎。进一步考察不同性别、不同户籍情况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在不同群体中，对于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别。不同性别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比较而言，男性对收入更敏感，而女性对工作单位更敏感。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收入不敏感，也就是说，男性群体的收入越高，多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这一机制在女性群体中并不存在。新上海人对于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仅仅存在于女性群体中，男性新上海人的多孩生育意愿与老上海人并无差别。女性对于工作单位性质更加敏感，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从业者的女性，都表现出明显更低的多孩生育意愿，但不同单位性质的男性，其多孩生育意愿并无显著差别。不同户籍群体的影响机制差异明显。比较而言，非上海户籍人口的多孩生育意愿，受到性别、年龄段、教育、单位、有无孩子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老上海人则仅仅受到性别、年龄、收入等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新上海人对上述因素都不敏感。

　　四、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生育率日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克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究。本文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居民具有明确的多孩生育意愿，多孩生育意愿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综合而言，男性、年龄小、大专以上教育水平、高收入、非上海户籍、体制外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多孩生育意愿。在不同群体中，对于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别。不同性别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男性对收入更敏感，而女性对工作单位性质更敏感。不同户籍群体的影响机制差异明显，非上海户籍人口受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老上海人则仅仅受到性别、年龄、收入等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新上海人对上述因素都不敏感。虽然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地区，居民面临着极大的生活压力，高昂的生活成本、高频度的生活节奏、尚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等因素，都使得生育子女日益成为人们生命中一个不能承受之重。要有效实现生育政策放开的政策效果，必须建立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实施促进生育的社会保障措施。

　　作者：孙秀林 田祎雯 单位：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

　　声明：本文转载于网络，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站致力于为大家 提供更多，更好的新闻内容。广州仁创编译专业提供SCI论文发表，润色协助服务。欢迎咨询合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如果论文成为了您职业学业晋升道路上的拦路虎，请您联系仁创编译，我们会为您提供一站式学术服务解决方案。不管您是有SCI论文翻译、润色，还是其他学术编译需求您都可以放心交给我们。致力于科研一站式服务，包含国内普刊中心发表服务，SCI论文润色、翻译，专利申请，专著出版挂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