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术期刊的生成逻辑与发展演化》-仁创编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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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获取运动自兴起以来就不乏反对者，大家的反对往往指向带有强制性或准强制性的开放获取，而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开放获取媒介。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来看，倾向于相信市场的，往往也支持商业出版，反对强制性开放获取;对市场更多持有怀疑态度的，往往更加相信政府和社会的参与和行动，从而选择相信开放获取，反对商业出版的价格攀升。OA2020和S计划使开放获取由单纯的倡议逐步走向强制或准强制，商业出版机构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导致开放获取又重新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知识资源、模式融合和市场生态五个维度，探讨开放获取运动的起源、拓展、运行逻辑与发展趋势，分析开放获取与商业出版的互动互构关系。

　　一、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最初资源载体

　　学术创新是需要交流的，缺乏交流会影响创新的效率。从口口相传的人际交流到书信交往，学术交流一直在探索稳定、高效、便捷的载体形式。随着学会的兴起，建制化、高效率的交流媒介越来越成为迫切需求，学术期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665年在英国创办的《哲学会刊》和在法国创办的《学者杂志》，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学术期刊。学术期刊产生350余年以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市场逻辑一直是主导的、基础的运行逻辑，在学术期刊价格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出版主体的竞争，反映着供求关系的动态变化，也离不开利益和风险机制的制约。与此同时，在市场逻辑以外，公共性逻辑和社会逻辑也在努力促使学术期刊出版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覆盖范围，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身影一直都在学术期刊商业出版的左右，政策、投资、组织、舆论引导等辅助力量也从未间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部分学术期刊出版商通过兼并重组逐步走向垄断，学术期刊的价格涨幅超出了相关利益主体的承受能力，以价格危机为表征的学术期刊危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学术期刊出版逐步数字化、网络化，价格危机也就逐步表现为许可危机。学术期刊从传统纸质媒介逐步转向数字媒介和网络媒介，出版商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学术期刊危机也愈演愈烈、愈益深重，300余年的学术交流机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破解学术期刊危机，在相关利益主体的多方博弈下，希望能够免费获得学术内容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被提了出来。因此，开放获取最初的指向仅仅是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内容，学术期刊是开放获取的最初资源载体。

　　二、开放获取：破解学术期刊危机的路径选择

　　开放获取作为破解学术期刊危机的路径选择，基本思路是对消费者免费，把支撑学术期刊运行的经费获取渠道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作者作为学术内容的供给者，支付出版费用也就成为开放获取的内在要求。但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全部运行费用都由作者来承担，这种做法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都值得商榷。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作者需要获取学术进展的动态信息，既然需要获取别人的，自己也要积极贡献，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而作者需要提升知名度、承揽科研课题、积累职称职务晋升的资源，支付出版费用也在情理之中，但大量的读者同样也是学术期刊的受益者。从文化、科技、经济等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政府、社会都是受益者，完全由作者去支撑学术期刊出版的运行似乎有失公平。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过高的出版费用会削减作者发表学术内容的积极性，会使学术期刊行业趋于萎缩，限制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范围，违背学术期刊这种媒介的创办初衷。因此，政府、社会组织都介入学术期刊开放获取中，使开放获取出版脱离了单纯的市场逻辑。从市场的逻辑来看，学术期刊的价格危机应该由市场自身来解决，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高额的利润，进而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经过充分的竞争使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但是，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并没有体现出市场自我维持、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基本特征，出现了市场失灵。从发达国家的自由出版市场来看，学术期刊出版的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市场主体兼并重组导致了垄断，垄断出版商的市场优势使新进入者难以发展。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实行审批制，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并没有过多严格的准入规定，但由于害怕与审批制相关的政策风险，我国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形成了准垄断。

　　三、知识资源：开放获取资源类型的拓展范围

　　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起初仅仅指向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资源，但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开放获取的资源类型已经拓展到整个知识资源领域。知识库是学术期刊以外最受关注的开放获取资源载体，包括机构知识库、行业知识库、学科知识库和主题知识库等。知识库所收纳的资源类型相对丰富，可以涵盖各种数字化内容。知识库的典型代表是arXiv(arxiv.org)，由美国物理学家保罗·亨利·金斯巴格于1991年创办，收纳资源的类型主要是学术论文的预印本，开始主要收集物理学论文预印本，随后拓展到数学、计算机、天文等其他领域。arXiv的创办初衷是创建一个学科知识库，但最后发展成了以预印本为主题的知识库。arXiv在确认学术成果首发权和提升学术交流效率等方面提供了极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保罗·亨利·金斯巴格因此获得了2002年的麦克阿瑟奖，2013年被授予“白宫变革先锋”称号。从知识库的创办主体来看，大学图书馆占比最大。从学术出版主体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知识库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图书馆逐步从学术出版的需求方向供给方转化。据统计，美国有65%以上的大学图书馆已经或计划开展出版服务，[1]比较典型的是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办的HighWirePress。arXiv虽然是保罗·亨利·金斯巴格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创建的，但从1998年起就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负责运行，2001年保罗·亨利·金斯巴格也调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微信公众号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开放获取资源载体，内容突破学术领域，涉及整个知识资源范畴。比如经济学原理属于学术型微信公众号，除学术期刊、知识库、微信公众号以外，得到、喜马拉雅等APP上也有部分开放获取的内容资源，博客、微博、Vlog、QQ空间、学习强国、慕课网、个人网站等都属于开放获取资源载体。

　　四、模式融合：商业出版面对开放获取浪潮的应对策略

　　开放获取出版模式通常属于公益出版的范畴，出版主体往往是非营利性学术组织，如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于2000年10月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的PMC(PubMedCentral)基础上成立，成立之初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出版者，而是定位为倡导开放获取运动的非营利性学术组织，但由于商业出版机构不但没有响应和配合，甚至还发起联合抵制行动，于是从2001年开始PLOS决定自己出版高质量的PLOS期刊。为了应对开放获取浪潮的冲击，商业出版机构也开始涉足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两种模式开始走向融合。2004年7月，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集团就通过“SpringerOpenChoice”试点项目探索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为学术期刊的商业出版机构实施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提供了先例。自然出版集团也支持开放获取出版模式，2005年在EMBO支持下创办开放获取期刊《分子系统生物学》，2011年加入CC协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1999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生物医学中心(BMC)是世界上第一个声称自己为国际性独立开放获取的商业出版机构，它的前身是生物医学数据库(BioMedNet)。2000年6月19日，生物医学中心提供了第一篇开放获取的学术论文。2002年1月1日，生物医学中心开始收取学术论文处理费(APC)，用于弥补出版成本。2002年6月，生物医学中心发布了自己的《开放获取宪章》(OpenAccessCharter)。2008年，生物医学中心被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集团收购后整合了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集团的开放获取资源。目前，生物医学中心通过整合后的数字出版平台出版学术期刊340种，其中属于SpringerOpen出版的有40种，属于ChemistryCentral出版的有6种。生物医学中心主要出版网络版学术期刊，弱化了传统纸质学术期刊按期出版的概念，基本上可以随时上传同意发表的学术论文，且学术论文可以通过富媒体的形式来展现，但也有少量学术期刊同时出版印刷版。生物医学中心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向作者或会员收费、提供增值服务、接受赞助、发布广告和举办会议等，愿意帮助生物医学中心所出版学术期刊的作者支付学术论文处理费的欧美学术机构有400余个，但生物医学中心盈利的愿望依然难以实现，这可能是被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集团收购的主要原因。为推进开放获取的进程，德国马普学会等科研资助机构于2016年3月21日发起倡议，希望2020年起实现学术期刊大规模开放获取，这就是OA2020。为进一步加快开放获取的发展速度，在欧洲研究理事会(ERC)的支持下，欧洲11个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于2018年9月4日联合签署了一项开放获取计划，即受到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从2020年1月1日起必须进行开放出版，这就是S计划。OA2020和S计划这两个开放获取行动，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科学界的广泛支持，这意味着只要科学家接受了来自这些资助机构的科研资助，从2020年起他们就必须放弃将论文发表在需要付费阅读的学术期刊上。由于OA2020和S计划的落地时间临近，各大学术出版机构也在观念、策略和行动上进行调整，选择部分国家和机构进行试点。2019年4月10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加州大学达成了开放获取出版协议，进行为期三年的试点合作。2019年4月11日，法国的Couperin和爱思唯尔签署了一份四年期的开放获取协议。2019年4月23日，爱思唯尔和挪威高等教育与研究联合服务委员会(UNIT)签署了第一份两年期的开放获取协议。从这些开放获取协议来看，将订阅和开放出版合并为一项联合费用，也体现出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的逐步融合。按照UNIT与爱思唯尔的协议，UNIT支付给爱思唯尔900万欧元订阅费和100万欧元开放出版费用，总费用比以前的订阅费增长了3%，协议范围内的学术论文就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开放获取。按照Couperin与爱思唯尔的协议，四年订购费用的降幅达到13%，作者的APC降低了25%，且每年APC的增幅不超过3.5%;允许文章绿色开放获取，即允许作者将发表论文在6～12个月后存档开放。该协议没有满足S计划完全OA的要求，可见法国作为S计划的签署方在四年内也不能完全实现S计划。

　　五、市场生态：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的博弈均衡

　　交易行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基本行为，学术期刊的商业出版是按照单纯的商业逻辑、市场逻辑来实现学术交流目的的。学术期刊既有市场性又有公共性，公共性的特质要求学术期刊的价格不能过多地影响学术交流的公共目的，合理的价格会使公共性与市场性实现统一，公共性通过市场来实现，才能真正可持续地实现学术交流的公共价值诉求，持续提供公共价值不能仅靠部分人的公益理想和利他之心。自开放获取运动兴起以来，作为商业出版的补充形式和过度商业化的抑制力量，开放获取出版对于提升学术交流效率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对于持续快速增长的学术内容销售价格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效果。从市场自由进入的角度看，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并没有通过吸引新的供给者大量涌入，实现市场的自我维持、自我恢复、自我调整。如果把学术内容的价格快速增长界定为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那么还可以通过垄断规制来抑制不合理的高价，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对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实现制约，但相关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规制行动。对于学术内容的价格是否属于不合理的高价，通常只能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只要消费者还没有放弃购买，就说明消费者认为其是物有所值的。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出版等新兴技术的引进，学术出版的技术成本快速攀升也是事实;没有足够高的利润率，也难以吸引高层次的技术人员、策划编辑、约稿编辑和销售人员。从BMC高调宣称把开放获取做成商业模式，到被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集团收购，充分说明通过开放获取赚到钱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S计划能够严格执行并成为学术出版市场的外生条件，那么《科学》《自然》《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也得被迫转变为开放获取期刊，因为大多数原创性科研成果都源于公共资金的资助，舍弃了多数创新成果相当于自取灭亡。果真如此，表面上因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使学术交流的效率提高了，但这种行为可能迫使学术出版行业产生新的公地悲剧，[2]因为没有利益的牵引就不可能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加盟，更不可能有学术出版行业真正的进步。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只能在动态博弈中实现均衡，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加大对开放获取出版的资助力度，表达对商业出版持续上涨的价格的不满，开放获取出版的信号作用要大于其对商业出版的替代作用。在学术出版的市场生态中，商业出版仍将保持学术出版的主体地位，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知识库、微信公众号等只能作为商业出版的补充。

　　结语

　　知识资源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动态演化过程中的知识通常被称为学术，也正是学术研究使知识资源的积累逐渐丰富。在知识、信息极度缺乏的条件下，通常会把获取到的知识、信息称为情报，随着信息获取的难度下降，情报又回归为信息，而当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时，获取的有用的知识、信息又重新被称为情报，这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看情报—信息—情报的演化历程。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文献的传播需要载体，于是学术期刊这种传播载体便从无到有，当学术期刊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一定量级时，学术期刊的阅读和采购都需要筛选，就又有了各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方法。从媒介的角度来看，除学术期刊以外，知识库、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形态逐步丰富，但是每个人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又要面临媒介形态的选择，也许仅仅是微信公众号就占满了能够用于阅读的时间。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使有用的知识变得更有价值，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是知识遴选的途径，但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看，商业出版可能更能激发人的潜能，为知识的遴选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而不仅仅是实现知识资源的获取。金钱是重要的，但时间也许更加重要，知识资源到底应该开放获取还是付费获取，需要两种模式在动态博弈中实现均衡，而不宜通过强制的手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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